孔子对言前定提出“君子有三愆”（见《论语》）。就是说，人们在发言时常犯三种过失，这三种过失称为“三愆”。

    这“三愆”是：“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瞽。”

    所谓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，意思是说，根据对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分析，本不当说的话，你就说了，是犯了“躁”的毛病。由于犯了这种毛病，在历史上引来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。杨修耍小聪明，凭借曹操在饭桌上抛鸡肋，回去与夏侯淳说撤兵，结果引来涣散军心的罪名而被曹操杀掉了，曹操杀了杨修，果然撤兵了，这就是“躁”引来的悲剧。

    另一个例子是：从前，郑武公想侵略胡国，故意事先把女儿嫁给胡国的国君做妻子，取得他的欢心。一天他向群臣说：“我想对外用兵，哪一个国可以攻打呢?”大夫关其思坦率地回答说：“胡国可以攻打。”结果武公大发脾气说：“胡国是兄弟国家，你说可以攻打，为什么呢?”为此，把关其思杀了。关其思为什么被杀?是因为说了不应当说的话，犯了“躁”的错误。胡国听说杀了关其思，以为郑国和自己很亲密，便不加防备，结果，郑国突然出兵，把胡国消灭了，关其思之死也成为一个悲剧。真理无不以时间、条件、地点为转移，所以，发言不是光凭借说什么，而且要考虑说与不说。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。对于有识之士，躁就要泄露“天机”，泄露“天机”必然引来杀身之祸。

    所谓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，是说话到应当说的时候而不说，叫做隐。由于话当说而不说，就会错过时机，铸成大错。朱德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已看出问题，他三次想找润之(毛泽东)谈谈，最后一次都见到他了，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，结果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破坏行动越演越烈。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再也无人敢阻拦。在历史上，陈平见到刘邦对韩信送来申请做假齐王的奏章拍案而起，马上对刘邦说：“今天我们的形势不利，没有能力禁止韩信自立为王，不如就立他为王，与他亲善，稳定他的心，使他守卫好赵、燕、齐三国，不然很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变化。”刘邦听了，马上转怒为“喜”，并封韩信为齐王，结果避免了刘、韩的分裂，为刘邦统一天下解决了一次大的危机。

    所谓“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”是说：“没有察颜观色了解接受信息一方的心态就说起来了，这叫没有眼力，没有见地。没有眼力，没有见地就是瞽，就是“看不见”。韩非子在说难中指出：“说说的难处，不在于知识不足，不在于对意思表达不清，而在于不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，更怕无意中说出对方所要保守的秘密。“触讋说赵太后”是历史上有名的说说成功的例子，为什么他能说说成功呢?是因为触讋了解了赵太后的心态。关其思说说郑武公为什么不成功呢?是因为他无意中泄露了郑武公内心的秘密(天机)。这种喜剧、悲剧均导源于观察对方心态的眼力。眼明则了解对方的心态说说成功，眼不明则瞽，必然说说失败。历史上有名的变法家商鞅，来到秦国，由于景监的荐举见到了秦孝公，但第一次说说“论帝业”，语未及终，孝公就睡着了，结果说说失败，没有得到秦孝公的重用；在景监的再次荐举下，又见到秦孝公，第二次说说“论王道”，结果秦孝公说：古今事异，所言未适于用。又没得到重用，为什么呢?因为他不了解秦孝公的心态。经过两次说说，他了解了秦孝公的心态，眼力由瞽变明；第三次见到秦孝公说说“伯业”，正中秦孝公的心怀，得到重用，官封左庶长治理国政，为秦国的改革、创业、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