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敦颐以一篇《爱莲说》留下了关于莲花的千古绝唱，朱自清更是以《荷塘月色》的低吟，让荷花与月色成为永远的恋歌。莲，这种生长于池塘沼泽的普通植物，美丽了多少艺术大师的笔墨，丰富了多少文人骚客的想象！  

　　我爱莲，不仅仅因为她被古今艺术大师们反复赞叹，不仅仅因为她被赋予某种宗教和哲学的内涵；我爱莲，是因为“莲”是我母亲的名字，是母亲身上所表现出的美的品质，使得莲花成为我心中爱与美的象征。  

　　母亲，正如她“莲”的名字，处处表现出朴素、和蔼、慈祥、淑洁的风韵。母亲的一生，就像一枝如火的莲花，无私奉献着璀璨的美丽；就像一朵如莲的火焰，毫无保留地燃烧着平凡的生命，温暖着家庭和她身边的每一个人！  

　　1  

　　我的降生，曾经给父母带来怎样的欢喜？  

　　1957年隆冬那个寒冷的早晨，伴随着这个城市有史以来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通车的锣鼓和礼炮，我来到了人世间。母亲忍着阵阵剧痛，以虚弱的身体点燃我的生命之火。我时常想象母亲那绽放在痛苦中的微笑是什么样子。自从母亲给了我生命之后，她的恬淡慈善的微笑就始终陪伴着我，母亲的笑容很美很美，胜似蒙娜丽莎的微笑。  

　　在我两岁的时候，一次持续不退的高烧之后，一种被称作“脊椎灰质骨炎”的疾病在一夜之间夺去了我行走的能力，我的四肢忽然变得绵软无力，不能动弹。当时父母尚很年轻，没有多少生活阅历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束手无策。母亲抱着郁郁不乐的我失声痛哭，并找到给我打针的医生和幼儿园的阿姨，要她们偿还一个健康的儿子。哭过、闹过之后，疲惫而憔悴不堪的母亲开始背着我风里来雨里去地四处求医。  

　　父母都是一家国营电厂的职工，为了给我治腿，他们时常请假。只要是听说哪里的医生能治疗此病，不论路程多远，父母都要背着我前去诊治。那些日子，父母抱着我走遍了省内外所有知名的医院，遍访了听说到的民间郎中，甚至冒着上当受骗的风险求助于江湖游医。父母那微薄的工资收入全部用在了给我治腿之上。为了省钱，他们常常宁愿抱着我步行几十里，也不肯乘坐公交车，在路上饿了连个烧饼都舍不得买了吃。记得有一次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背着我顶着严冬的寒风赶往郊外一家诊所去看病。我们都没有吃早餐，途中我看见路旁小餐馆里刚刚出笼冒着热气的白花花的包子，哭闹着要吃。我们走进小店，母亲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只买了一个包子。母亲将包子放到我手里，又背着我赶路。我拿着热乎乎的肉包子，正要送进口里，突然窜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“叫花子”，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包子，飞快地塞到他的嘴中。我惊恐地哭叫着，母亲望着渐渐走远的乞丐，眼眶里分明噙着泪水，但她拍了拍我的背，微笑地说：“算了，别哭，看完病妈妈再给你买。”  

　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许多单位精减人员，电厂的领导问我母亲是去还是留，母亲未作任何思考地选择了放弃工作，从此她全身心地倾注到为我治腿的求医之中。  

　　我的漫长求医之旅，直到我25岁结婚才告结束。我的残腿经历了大小十余次的手术，最终还是未能治愈。然而，我的父母为此忍受了多少艰辛和苦难呵！母亲为我失去了工作，为我耗尽了美好年华，甚至付出了整个的生命！  

　　2  

　　尽管我身体残疾，父母还是没有忘记让我上学求知，当我达到入学年龄时，母亲就送我到电厂子弟小学报名。开始时，接受新生报名的老师看见我身体残疾的样子，皱眉摇头地拒绝我入学。母亲找到学校领导，说了很多好话。彭孟君老师听说了我的情况，主动对校长说，这个孩子我收下了。在通过了从1数到100的入学测试之后，我成了彭老师班上一名正式学生。那一刻，母亲和我的脸上都露出了如花的笑容，似乎天空也格外地开朗了起来，眼前一片灿烂的阳光，我感到心里好舒畅，好舒畅。  

　　上学了，父母继续寻找一切机会给我治腿，这样一来，难免要耽误不少功课。每到考试之前，彭老师总要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补课，正是她耐心细致的辅导和热心鼓励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全班优秀行列。  

　　我之所以最终成就自己的作家梦，除了童年苦难的经历，除了父母的无私疼爱，还得益于我生命中遇到的那些善良的尊长、老师和朋友，是他们的关爱、鼓励与支持，使我有勇气直面命运，一步一步走出快乐的人生之路。  

　　3  

　　肢体残疾人都有这样的体验：每当天气变冷的时候，残肢就会冻得冰冷麻木，进而生出冻疮来，溃烂难愈。上学之前，到了冬天母亲总是让我坐在火炉前让患肢得到温暖，所以我的脚基本上没生过冻疮。上学后，坐在冰冷的教室里，残肢得不到温暖，一天下来整个下肢冻得彤红，毫无知觉。回到家里，母亲第一件事就是用温水给我烫脚。如果一时炉火未燃起，没有热水，母亲就将我的患肢裹在她胸前的棉袄里，用自己的体热温暖我的残肢。我［靠］在母亲的怀中，享受着温馨、博大的母爱，对她说起学校的事情，听她轻轻吟唱着童谣。  

　　有一个冬天，早上出门时天气还不怎么冷，可到了下午，突然刮起了北风，气温骤然冷了许多，衣裳单薄的人被冻得全身发抖。我忍着寒冷听老师讲课。老师讲着讲着停了下来，我顺着老师的目光望向教室的窗外，惊喜地看见我的母亲手里抱着我的棉衣和一只红色的橡胶热水袋，站在窗前对我微笑着。我的心里猛然涌起一阵温暖的激流。母亲给我穿上棉袄，将热水袋放在我的患腿上，然后站在寒风瑟瑟的教室外等到我下课。当我走出教室，母亲接过我的书包，我们一起回家。我望着母亲微笑的面容，心里暖融融的。  

　　4  

　　那时我们住在电厂的家属区，一色的红砖红瓦平房，邻居们都相处得友善。家属区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更是玩得火热，经常是一拔一拔地走东家窜西家，在一起难免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。我家屋后是一个小山坡，山上是邻居们自己开挖出来的菜地，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。有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跑到山上去捉迷藏，有时就在山上抓蚂蚱，或在堑壕里搭草棚，那是孩子们的天堂。  

　　有一回，我们玩过捉迷藏的游戏就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“揠苗助长”活动，用手将山上菜地里的蔬菜都往上拔起一些，让它们“长”得高一点。我们欣赏了一番自己的“杰作”，玩起别的游戏。黄昏之时，玩兴已尽的我们乐滋滋地回到家里，却早有一把粗大的竹枝在等着我们——大人们发现自己的蔬菜一下子成了奄奄耷耷的样子，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是我们干的，于是告状，咒骂，一时间，家属区内哭喊之声四起。也许是我脸上沾满了花里乎俏的泥土和汗迹，显得有些滑稽可笑，当我跨进家门的时候，本来是板着面孔的母亲微微牵动了一下嘴角，露出想笑又不笑的样子。但她很快敛住了那一抹似笑非笑的面容，恢复先前的严肃，一把将我扯过去，让我双膝跪在一块搓衣板的齿面上，直到我作出不再参与那些破坏活动的保证。  

　　到了晚上，母亲撩起我的裤脚，轻轻抚摸着我跪得发红的膝盖，心疼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再不能像他们那样去野了。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！”我仰脸看见母亲眼眶里闪动的泪水，明白自己的行为伤了母亲的心，便羞愧地低下了头，将母亲的话深深记在了心里。  

　　5  

　　因为有三个儿子，母亲又没有工作，全家人的生活只能依靠父亲一人那很少的一点工资来维持，生活过得非常艰难；母亲像一名技艺高超的魔术师，精打细算地安排着家里的一切用度，使我们清贫的生活井井有条。  

　　母亲原本不会理发，为了节省家中四个男性成员的理发费用，她大胆地操起裁布料的剪子，给我们剪发。开始时剪得不怎么好，邻居和同学们看到我们不伦不类的头发，纷纷取笑，至使我们一度哭闹着不让母亲剪发。父亲更是大发脾气，为理发的事儿同母亲吵过不少架。但是母亲仍然以她的韧性在我们头上试手，还特意到理发店去偷偷学习理发师的技法。没用多长时间，母亲就掌握了其中的窍门，理发技术越来越好。后来，母亲理发的名声不迳而走，她不但为我们家中几个成员理发，周围的邻居、附近的熟人、父亲的同事、我们兄弟几个的同学，都来找我母亲理发。母亲总是笑容满面地答应每一个人的要求，有时理发的人一来就是好几个，母亲就顾不上吃饭，宁愿自己饿肚子，也不让别人等得太久。当然，母亲给别人理发都是义务的。那时候，我们家的阶檐下总有着不绝于耳的欢笑声。每次理完发，母亲一面打扫地上的毛发，脸上荡漾着欣慰满足的笑容。  

　　6  

　　那一年秋天，因为父亲所谓隐瞒家庭成份的问题，我们全家被父亲单位用枪押着遣送到老家乡下接受监督劳动。可是故乡的乡亲们并不认为我父亲隐瞒了成份，几个月后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，他们用一艘木船将我们一家又送回了城里。父亲的单位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，认定我父亲是富农分子回来翻案，他们向门卫人员打招呼，不准我们进入厂内，并将我们的家具扔到河滩上。我们像流浪者一样无处安顿，最后只好在厂外围墙旁一间废弃的破茅厕里聊以栖身。  

　　全家已不剩分文。我们白天跟着父母到市里有关部门上访，晚上回到河边那间破茅厕里，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夜晚。乡亲们送的一点粮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偷去了，做饭的铁锅也不见了踪影。我们全部的家当就剩下几件破旧笨重的木器，几个陶罐和一只乡下带来的老南瓜。奔走了一天之后，我们精疲力竭、饥寒交迫，吵着肚子饿，要吃饭。母亲并没有对我们发脾气，尽管她跟父亲心里都承受着最大的痛苦和忧郁。母亲时常强作笑脸地安慰我们：“别哭，好日子一定会来的！”在她的眼睛里不只有哀伤，更闪烁出一种希望与自信的光芒。  

　　见儿子们哭着要吃饭，母亲抱起那只唯一的南瓜愣了半晌，既没有切菜的刀，又没有煮饭的锅，真不知如何是好呢！我们一面抽泣，一面眼巴巴地瞅着母亲。只见母亲笑了笑说：“有办法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她已将手中的南瓜砸在了地上。母亲将四分五裂的南瓜拣起来洗净，盛在一只陶罐里，用破砖块在围墙下磊起一个炉灶，从河岸上拾来一些干树枝，再把装满水和南瓜块的陶罐置在砖块上，点着火，为我们煮了一顿没有任何油盐佐料的南瓜羹。饿极了的我们却吃得格外香甜。母亲默默地望着我们，用手悄悄摸着眼泪。  

　　7  

　　最令我难忘和愧疚的是，那年我与弟弟打架误伤了母亲。  

　　在那个因无知而不懂事的年龄，我们兄弟间常为了一些芝麻蒜皮的事情吵架打斗，每当此时，母亲总是偏向我，护着我。  

　　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我接受患腿矫形手术后不久，正在屋里作功能恢复锻炼，弟弟见了就讥笑地说：“你这腿还有什么治的，家里的钱都给你花光了。”弟弟的刺激自然令我难受和气恼，于是我当即与他争吵了起来。母亲当时在屋外清扫坪里的落叶，听见屋里的吵闹声，丢下扫帚跑了进来。母亲隔在我和弟弟中间，推着弟弟往门外走，就在这时候，我顺手举起身边的木拐杖，用力向弟弟掷过去。可是，飞出去的拐杖并没有打到弟弟身上，却击中了母亲的头部。母亲松开弟弟，用手按住伤处，蹲了下去。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怔怔地望着母亲。母亲慢慢站起来，她的额角上出现一块渗血的伤痕。母亲怒骂着弟弟，将他推到门外去了。  

　　我寻出紫药水给母亲涂抹伤口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今生无法原谅自己愚蛮无知给母亲造成的伤害。是呵，我的残疾已经在母亲和家人的心口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，她与我一样，为此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，现在我却又亲手施加给母亲这样的打击，这不是在她原有的伤口上再刺一刀吗？这哪里是人做的事情！  

　　深深的自责使我萌生出独立生活的念头，第二天，我悄然卷起一床单薄的铺盖，搬到自己的单位，在一间阴暗的破工棚里住了下来。  

　　可是，我的搬出非但没有减轻母亲的压力，反而让她多了一份牵挂与忧虑。母亲整日为我的生活担心，茶饭不思，坐卧不安，三天两头打发弟弟来看我，又是送衣被，又是送吃的。母亲得知我是住在屋顶漏雨、四面透风的破工棚里，让弟弟陪着跑到我的单位，不容分说地将我的铺盖搬了回去。直到我结婚，单位分到新房后，我才离开父母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。  

　　8  

　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外出打工的人潮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我也决定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市属企业，南下深圳去寻找一片展示才华的广阔天地。  

　　动身前夕，我到父母家向他们告别。母亲一再劝我不要出去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身体残疾，外面的工作不好找，还是守着眼下的单位靠得住，好赖有口饭吃就行了。”我默默地摇着头。  

　　见我决心已定，母亲叹了一口气，眼含泪水，满心忧虑地嘱咐我：“一人在外，要学会照顾好自己。没找到工作就马上回来。”临出门时，母亲拉住我，硬将一张佰元纸币塞到我的衣袋里。我一阵心酸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握了握母亲的手，匆匆地往前走去。当我回过头时，看见母亲站在门前的台阶上，灰白的发丝在风中抖动着，刻满皱纹的脸因忧郁而逾显苍老。  

　　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心里难过极了。在那一瞬之间，我忽然有些动摇，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。对于年迈的父母，我究竟做了些什么？他们为儿女操了多少心，还要操多少心呢？我不仅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，却时常加给他们新的忧虑……  

　　9  

　　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我在深圳很快就找到了工作，并一干就是数年。深圳的天空让我体会了自由飞翔的滋味。然而，在我寻求自我价值的背后，却是故乡亲人的无限牵挂与思念。  

　　母亲始终在为我担忧，不论我在电话中怎样安慰她，她就是放心不下，逢人就说她的残疾儿子孤身一人在外打工，不知要吃多少苦头。我偶尔回家探视父母，听人说起父母对我的担忧，我还在心里笑他们这种操心纯属多余。可谁曾想到，有父母牵挂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，父母的牵挂是多么的珍贵，而且有父母牵挂的日子在悄悄地一天少于一天呵！  

　　2001年8月21日下午，我正在深圳大学内我的办公室里工作，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，告诉我一个惊天动地的悲痛消息：饱经风霜的亲爱的母亲，于当天上午不幸去世了！  

　　听到这个噩耗，我的天空整个地坍塌了下来。我痛苦地伏在电脑桌上伤心恸哭，内心充满无限悲哀。妻子说，母亲走得很平静。但我知道，母亲至死都是在担心着我的。  

　　母亲离开了我们，而令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，母亲走时，我却没有在她的身边，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，这是命运对我又一次深重的惩罚吗？  

　　等我赶回家的时候，母亲已安然躺在水晶棺里，嘴角似乎挂着慈爱的笑容。  

　　出殡那天，我们在母亲的墓前点燃了纸扎的莲花，那莲花在火焰中绽放，像仙鹤，又像彩云，它伴陪着母亲的英魂，直上九重天堂。  

　　母亲的去世，让我永远失去了孝敬她老人家的机会，而留给我的是如山的伤痛，如海的忧思。如今，我只能在回想中寻回那过去了的关于母亲的点点滴滴难忘的记忆……  

　　母亲仿佛如生前一样地站在故居的屋门旁，默默地注视着我，她那含笑的眼里是对我无限的疼爱，无限的期望！  　　

　　2006/12/3子夜于绿云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