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资源的运用

如果当事者表示债务缠身、无亲无故，而且打电话求助的当时，身边无人相助，此时之自杀潜能是很高的。有些人则自动离群索居。或与社会失去接触，对个人之仪表不顾，对工作或功课表示不关心等亦是重要之征兆。首次电话交谈时除了对其自杀潜能做评价之外，并要找出适当的协助资源以及如何有效运用这些资源。协助资源大体上可分为二类：非专业资源及专业资源，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、非专业资源

１．家庭——当危机发生时，家庭（家人）乃是最宝贵之协助资源，工作者应该鼓励当事者与家人讨论他的问题。如果当事者不愿家人知道他的处境，而工作者认为家人能够助一臂之力时，仍应通知家人协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者必须先告诉当事者这项计划。尤其在我国传统之家庭制度下，家庭对个人之照顾与协助似有道义上的责任的。

２．朋友——当事者的好友能够给予他与家庭一样之协助。因此，与上述相同，朋友应被安排与当事者在一起，给予他一些精神上之慰藉。朋友也常为最忠实的听众，他能给予当事者一个发泄情绪之机会。

３．家庭医师——虽然我国尚未有家庭医师之制度。但是，若当事者认识任何医师时，也可通知他们做为协助资源之一。

４．牧师、神父——假如当事者是虔诚的教徒，则认识的牧师或神父（及其他宗教性人物）当可协助当事者之困境。

５．雇主——假如当事者的困扰原因与其职业有直接的关系时，工作者当鼓励前者与他的雇主或同事讨论他的困境。

６．警察——虽然近年来，有些警政人员已开始接受社会工作之专业训练，但仍不普遍，因此我们仍将它列为非专业资源之一。通常仅在紧急之状况下才需要求助于警察。下列三种情况属之：（１）如果来电话者声明他目前正在进行自杀之举；（２）如果来电话者忽然间无缘无故的将电话挂断，而且，当工作者打回去，无人接电话；及（３）如果第三者报告某人正在进行自杀。在这些紧急情况下，请求警察协助的最大好处是：他们能较其他资料更迅速地到达出事地点，或护送自杀者到医院急救。

７．医院——工作者必须对区内之医院及诊所之位置有所认识（尤其设有急诊室之医院），以便紧急状况下能马上通知救护车到场，或指示当事者家人、朋友接送当事者到邻近医院。

（二）、专业资源

１．本机构——如果当事者显出极高的自杀潜能时，工作者认为进一步之深度咨商工作有必要的话，便应照会当事者来本机构接受专业人员之协助。替当事者订下会谈之约，亦可使当事者感到一丝希望。（‘本机构’是指张老师青年辅导中心）

２．其他社会工作机构，及社区内精神病院或心理卫生中心——当工作者认为此个案之自杀企图并未很高，不过当事者显然为一些事情（如：家庭纠纷及其他人际关系问题等）所困扰时，应该照会当事者到这些专业机构做进一步之调适治疗或咨商。

３．私人诊所——有些来电话者需要心理治疗，工作者可介绍至声誉好之心理治疗诊所。如果来电话者已经接受心理治疗，除非有特殊原因，工作者应该鼓励当事者回到原来之诊所。

咨商及治疗计划之拟定

咨商及治疗计划之拟定依当事者的自杀潜能、有关资料及资源而定（此三者统称‘当事者的自杀地位’）。一般而言，自杀潜能性愈高者，工作者的角色愈采主动积极的方式。如果当事者的自杀地位无法控制时，应采立即住院治疗之方式，约有１０％的自杀个案属于此类。若决定照会自杀企图者入院治疗时，最好有家人或朋友陪同。这时很重要之一点，绝对不应让当事者单独一个人。大部分来电话者均属低潜能性者，有时候富有同情心的聆听，了解即可解决问题的。

如当事者在晚间来电话求助时，工作者最重要之任务是：协助他如何减轻及消除因时间（晚上）而带来的额外情绪负担，即如何将今晚打发过去是即刻之目标。工作者特别重视此个案是否属于高潜能者，以便采取立即救助行动。

如果自杀正在进行中，当事者来电话（此种个案约占总个案数一～二％左右）求助时，除了听取当事者有关资料之外，并应即刻决定是否联络救护车、当事者的私人医师或警察，因为此刻最重要之工作是医疗上之照护。

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照会当事者到上述各项资源时，工作者应持道德上之任务。因此，照会之后，工作者除了提供有关资料之外，并应在适当的时候做追踪访问。

转载自《张老师月刊》

五、自杀防治的社会力量

清晨两点，正当你昏昏欲睡时，电话铃响。强打起精神，拿起话筒‘喂！’了一声，对方没有反应，这真是一个怪电话。犹疑了一会儿，对方终于开口了，他说，他想自杀！

这一幕似乎有点戏剧化，但也可能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；或许今晚就会来上一通，打电话的人真有自杀的意念（据估计在洛杉矶每年有七万二千人曾有自杀的意念），而接电话的人则是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的夜间值班人员。他受过半专业化的训练，他透过电话，带给因孤独、痛苦、迷失、沮丧而陷于心理崩溃边缘的人予一线生机。这一线生机包含著：同情地倾听，相互沟通，以及收集资料。

洛杉矶成立自杀防治中心

自杀意味著人生阴暗的一面。有史以来人们曾经以利刃、绳索、手枪、毒药等工具自杀。自杀防治的观念，从二十世纪才发展起来，它包含社会工作和医疗服务。一九○六年纽约市成立第一个自杀防治机构——美国全国救命联盟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Ｓａｖｅ－Ａ－Ｌｉｆｅ　Ｌｅａｇｕｅ）。直到一九五八年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成立，在自杀研究临床工作方面才有较重大的进展。

紧急电话系统仅是自杀防治中心的一部分，自杀防治中心还从事咨商、治疗、训练、抽样研究、应用研究、社区服务，并以发表论文和演讲的方式传播有关的资料。

从一九七○年代开始，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便著手研究各种伤害自己的行为，包括：酗酒、药瘾和交通事故。

该中心执行董事山姆　Ｓａｍ　Ｈｅｉｌｉｇ　表示，自杀防治中心的年度经费是三十五万美元。并将在司法部的资助下，进行药瘾戒除计划，使得年度经费提高到八十万美元。目前在该中心接受劝戒的人有八十五位；新的计划开展以后，将增加到三百人，其中包含假释和缓刑的人。

自杀者事前会有征兆

或许，有人会认为，‘个人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生命’；因而反对自杀防治。专家们则以为，自杀防治并不以强迫当事人接受的方式进行。一些研究报告中显示，有自杀意图的人，情绪上往往陷入冲突的状态，他们既想寻死，又想打开一条生路。因此，他们会有一些特殊的行为，可视为‘呼救’的表示。

临床心理学家法伯洛Ｎｏｒｍａｎ Ｌ．Ｆａｒｂｅｒｏｗ 和薛耐德门 Ｓｈｎｅｉｄｍａｎ　相信企图自杀的人，会无意中露出某些征兆；如果能够加以警觉，就能防治自杀。他们提出在华盛顿做过的几个案例，受到国家心理健康组织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　ｏｆ　Ｍｅｎｔａｌ　Ｈｅａｌｔｈ，允许，设置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，展开第一个五年工作。

透过危机调适，使得自杀防治工作有所进展。自杀防治中心的一位共同指导人表示，危机调适有其必要性，但对具有高危机性的人而言，这还不够。高危机性的人，占与防治中心接触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。假设全年有一万人与防治中心联络，其中就有二千人有严重的自杀倾向。他表示，典型的来电话者是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妇女，她们的自杀倾向都被慎重地处理，而告降低。

为了达到防治效果，防治中心特别为高危机性者设计一项实验性的计划。在防治工作中，低危机者或危机缓冲者都会受到控制。而由随机选出的高危机者的一组，则由半专业化的志愿工作者长期观察（一年或一年半）。患者被派到各小组，由各小组负责患者对中心的联系工作。志愿工作者透过电话、聚会和作业来进行。这个计划是要帮助经常性的情绪低落者、疏离感者和酗酒者；假设这种人因畏病被送进医院治疗，然后再回家去，而心理上似乎不曾有丝毫的改变。防治小组在处理这类病人时，则以改变他的生活模式为著眼点。

运用团体心理治疗

防治中心开始采用团体心理治疗，法伯洛说；团体治疗很少用于自杀防治之上。由于团体治疗特别适合孤癖、疏离、迷失的人；然而自杀者是最难以打交道的一类。

今年中心发展出团体治疗的三段设计：第一阶段是紧急团体，或称为‘坠入’团体；每周聚会三天，每次一个半小时。它是为长期处于高危机状态的人设计的。据治疗计划的执行人施佩克Ｎａｏｍｉ　Ｓｐｅｃｈｔ说，团体的成员会更开放，更能交谈；每次聚会成员和治疗师会有所变动，患者总是维持在六名左右。法伯洛指出团体是否能成功的互动，使成员彼此建立良好关系，在于治疗师的技巧。经常有人被邀入团体，但因受到骚扰而无法沟通；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似乎没有放开心情的成员，帮助他们打开话匣子，加入团体的讨论。

团体第二个阶段有六至八周，都由相同的成员和治疗师组成，继续讨论共同剩余的问题。第三阶段是个长期的团体，成员被要求留下来做长期治疗。患者可从团体一个阶段转到另一阶段。

科诺根据一项数学方式推算出，防治中心在过去十年内阻止了六百名自杀者。这条数学公式是以有自杀意念、企图自杀，和实际上进行自杀的人数百分比做基础。

防治中心指出其他的评量自杀率的标准，社区互动是其中的一种。防治中心和一些团体订有合约，以提供服务，调查可疑的死亡，使死亡原因的纪录更精确。

防治中心的训练工作

防治中心提供不同的训练课程，也为其他行业的人士举办讨论会或研习会，物件包括老师、警察、牧师和心理卫生辅导员。该中心在一九七一年，有四千名学员接受自杀防治理论和技巧的讲习。过去十年内，有一百位临床工作者在此受训，并在城内服务。训练小组有十二名主要成员，包括心理学家、精神科医师、社会工作员；他们为不同的学员设计不同的课程，也在当地七所大专院校开课，讲解自杀和自伤行为。

法伯洛指出，在防治中心成立之初，有许多人和他们保持距离，拒绝谈论自杀防治之事；现在自杀防治的观念已被接受，且成为热门的研究题目。他认为防治中心的努力，对于促进自杀防治研究中心（全国性组织，一九六六年设立于马里兰州）也有贡献。

当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，中心的人员就了解到，人手不足以包办接听电话、进行研究、计划和其他事务；于是在一九六四年采用半专业性的志愿人员接电话。至一九七二年时，已有一百二十五位志愿人员分四班接电话，当时每年的电话约有一万通。

志愿人员需先接受三十个小时的电话工作课程训练，然后还有一连串的在职训练，也有一些人接受进一步的训练，成为团体治疗计划的共同治疗师，或研究工作的助理人员。

这些专业、准专业和半专业的辅导员，有家庭主妇、教师、出纳和学生。他们都很熟练。施佩克太太说：偶尔也有医生召请他们协助，以处理自杀的患者。

起初，义工们透过转接系统，从每晚五时起，在家里接听电话；一九七一年起，晚上十一点以前的电话，会先转入中心。施佩克太太又说：这项措施使中心能兼做其他的事，也使打电话求助的人不致延误。

见习的义工不必缴付费用，但中心要求他们至少服务半年。该中心也为其他社区、心理卫生机构训练人员，担任自杀危机辅导的临床工作助手。经常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前来接受训练。施佩克太太指出，说西班牙语的人容易受到语言的限制，而无法利用防治中心；而黑人则与当地的社会牵扯太多，而不便利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。总之，中心的求助者约有半数来自市中心。因此，防治中心特别安排训练社区人员的计划，协助社区担负起心理卫生的重要角色。

自杀防治的成效

防治中心的成效如何？希利说：洛杉矶地区一九七○年度死于自杀的约有一千五百人，高于车祸死亡人数，是凶杀的二倍，且较一九六八年度多出四百人。而二十九岁以下的年轻人，自杀率则告上升；从六○年到七○年间，二十至二十九岁的男性自杀率由十万分之十八，上升为十万分之四十一；同一期间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，自杀率由十万分之六上升到十万分之二十六。整个洛杉矶地区的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二十，几乎是全国平均自杀率的二倍。

中心评估，约有百分之一至一点五的来谈者还是会自杀；另一方面，仅有少数企图自杀的人，会和防治中心联络。

他们为何只打电话来？觉得人生乏味？生性紧张无法放松？抑或感到完全疏离？不知道有防治中心一类的机构？以上的原因都有可能，而不知道有防治中心，可能是个重要因素。很可能八百万洛杉矶居民中，极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有这个中心；但是过度的宣传，可能导致来电泛滥，无法控制的后果。

法伯洛说：这是问题的核心。我们觉得公开宣扬后，缺乏足够的设施来回报，会把事情搞糟。

罗伯Ｒｏｂｅｒｅ，是中心的共同指导人兼主要精神医师几年前曾表示，每年城内有一千二百人自杀，而防治中心要阻止三百件，才能使自杀率有显著的降低。如此则需每年与三万五千人接触，几乎是城内经常有自杀意念人数之半，而且是平常来电话人数的三倍半。

人际关系是重要关键

不论是用那一种接触或治疗，防治中心需先发掘出自杀者自己的资料。首先要找出关系人——他的同伴、情人、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。薛耐德门　Ｓｈｎｅｉｄｍａｎ　说：大多数的个案其所处自杀的情境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关联，处理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，效果就不会很完全。个案的家庭、朋友和辅导员的涉入，以及防治中心和其他专业性、社区内的资源构成强力的支柱，给予个案协助和支援，是很重要的。

施佩克太太表示，在洛杉矶地区，有不少心理上的帮助是低花费的，甚至免费的，但是民众总没注意到。例如城内心理卫生协会有十二个分会，每个分会都设有中心，其他的机构还有免费的诊所、城立医院等。

自杀防治中心处理个案是在实验计划下进行，所以处理的数量不多。他们希望发展出一套处理的模式，供各相关机构使用。

人们常视自杀防治中心为生命的守护者。法伯洛认为，如果有人快淹死了，迅速有效的急救，可以使他获救。但拯溺是一回事，防止跳水又是另一回事。也许为了防止溺水，可以把湖滨、海滩和游泳池围起来，只有合格的人才能进入。但是心灵是个广阔的私人池子，而且不欢迎外来的监视。

自杀既是对压力情境的反应，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地震爆发，将会继续发生。但是，只要自杀者面对死亡时感到犹疑、矛盾，自杀防治就会有效。

转载自《张老师月刊》一九八二年三月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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