业

人身难得

想自杀的人，是身心难熬到连一秒钟，似乎也无法再捱下去的苦闷，道是外人难以了解的情结；但无论如何，‘想死’的信念一直支持著想自杀的人，它的坚固难拔，就好比小偷抢匪，他也确信不移—这次作案一定‘成功’，如果他相信会失败—坐牢、枪毙，他还敢去抢去偷吗？今天，既然已知自杀之苦。何不反过来相信活者当一个人是多么的难得—在佛教经典中说:‘得人身如爪上土，而失人身如大地尘’，其得失之差岂能比较？又有一喻:如深海中住一盲了双眼的海龟，它每百年会浮出海面一次，而海上因风而吹浮一块有孔眼的木头;得人身的机率，是相当于这只盲龟从深海底中浮出海面时，恰好头穿过这块漂浮不定的木头的孔眼。再有一喻:如一人从须弥山顶，悬垂一条缝衣的细线，当在风吹不止的状况下，刚好将线穿过山底下定位不动的针孔。故《弘一大师传》中说:‘人身难得—是万古一瞬的因缘，佛法难闻—是历劫不遇的际会；错过了，没人能承担这份过失。’尽管，这辈子的身心不是令您百分之百的满意，但请您务必要尊重珍惜。

柳暗花明．锋回路可转—三则好模范

因缘果报是没有一个主宰者—包括佛、神、天主、耶稣等，完全是由自已一手操控，此‘自己’从前面总论中所说的三世因果，若由此而推展，在未脱轮回之前，是有数不清的过去世；既然如此，这个‘自己’便显得复杂，而非单纯的现世之我;所以老实说，要改变多生多世累积下来的业力，并非易事；然而也非绝难之事，因为佛法说‘一切唯心造’，只在当下努力往善的方向去改造，总会有美好的未来—此即前所说佛法是‘努力论’而非‘宿命论’，而全部的关键就是‘因缘果报’。所以除了自杀，您还有别的选择，提供三则好的模范：

（一）、92．10．18《联合报》刊登东华大学张瑞雄教授的一篇颇具增上‘人性光明’的文章—《光电族、自杀族 看过来！她—德国盲人，在西藏办盲校》，将它节录，介绍给您我一同学习:根据某人力银行调查，有七成的上班族是‘光电族’，即下班后不是看光碟就是看电视，其他人则是上网聊天，大部分人生活没有目标。难怪夜阑人静时大家会扪心自问，我要做什么？我的人生要完成什么？最近又有网路相约集体自杀的传闻，难道人生就这么没有意义？

或许大家可以看看在十月十一日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和欧洲版中，分别选出的二十位亚洲和欧洲的青年英雄（必须四十岁以下），看看他们如何克服人生的困境，如何走出自己的路。

在欧亚两个不同的世界中，却有一人同时入选亚洲与欧洲的英雄，这不是因为她住在欧亚的边界，而是她以一个德国人的身分，却为了西藏盲童的未来而努力，她名字叫莎碧丽叶．田贝肯，一个因视网膜病变而从十二岁起就看不见的德国女士。

西藏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的区域，地势高峻险恶，连一般人都视为畏途，何况是眼睛看不到的弱女子？在西藏，因为地势高阳光强，盲眼人的比例特别高（约七十分之一），盲童更是命运悲惨的社会边缘人，不但得不到同情善意，且因为佛教轮回的观念，当地人甚至相信，这是上辈子做的孽或恶灵驻进身体的象征，父母家人也深以为耻，通常从小就将其锁在房间或绑在床边，以避免其伤害自己，所以有些盲童到十几岁都还不会走路。

莎碧丽叶无惧于此，只身走进险恶的陌生环境，在克服种种繁文缛节的官方手续后，完成了大家认为不可能的奇迹，在拉萨创立了盲童的寄宿学杖，教导数十名盲童基本语文知识和生活技能，重要的是让他们有自信，让他们知道:‘我只是看不见，我不是笨。’

莎碧丽叶一九七0年出生于德国波昂附近的小镇。两岁时被诊断有视网膜病变，导致十二岁时完全失明。但她未被命运击败，也不怨天尤人。她曾说:‘有时候，或许世界对我而言更美丽，因为我可以根据想像来塑造。’经过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，她进了波昂大学，进修西藏学的硕士学位，并创造了一套西藏文的点字系统。毕业后她应征了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，自愿到西藏工作，但没有人要她，所以只好自己去了。

莎碧丽叶和其他和三十八位英雄证明了人生有很多事可以做，值得去做，需要我们去做，人们并不一定要看得见才能有远见，事在人为，只要我们肯努力，即使只有三十四岁也能发光发热，也能帮助很多的人。

（二）、《慈济月刊》四三五期（可从网路下载）《残荷化戚美丽心莲》:蔡玉治，台南人，六岁丧母，由外婆抚养；八岁那年，一对从台北来台南放映电影的夫妻，以一百四十元代价，将她带到台北‘大桥头’，从此成为蔡家的童养媳。

蔡玉治平日在家帮做家事，或和二姊做金、银纸代工，日子倒也无忧无虑。不意命运多舛，十六岁时因走路像麻雀跳跃似地异于常人，而被日籍警察通知去做体检，并告知一星期后到警察局拿药。

拿药当天，蔡玉治就被强制送上一辆车，便生生地和陪同她前往的养母分离。在毫无心理准备下被推上车，她和一个小她一岁的女孩，两人哭得死去活来，吐得满车秽物;同车的大人却只有嫌恶和冷漠的表情，因为他们也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。车子到了一处不知名小山坡上的医院，一栋栋的房舍，住著好多人，俨然像个小村落，晚上还灯火通明。这就是专门收治麻疯病患的台北县新庄乐生疗养院。

只在蔡家住了八年，就因麻疯病被送到乐生疗养院，‘养父母白花花的钱，领养到我这重变戚残废的人，实在很倒楣。’蔡玉治说。而乐生一住，竟是六十多年。

或许是同病相怜，乐生院里的人都很热心，在辅导员的安排下，立刻有人帮忙拿棉被，并领著新来的人到各分发的住处。蔡玉治被安排和三位老人家同住。

也许是年少适应力强，缩短了苦恼的时间。‘看到那么多人和我一样，又有年龄相近的同伴，有时竟也忘了愁苦和病痛。’蔡玉治说:‘但也会因想家而暗自流泪。记得第一次跟著大人偷跑出去，没多久就被捉回来，关在牢笼三天，还被罚只吃白饭不给菜，但是院友还是会偷偷塞菜给我吃。’

想家的心和病痛一样的苦。蔡玉治再一次跟著大人利用黑夜从砖窑旁溜出院外，从新庄走到树林搭火车，到万华后再转公车回家。如此千辛万苦、冒著被捉回去‘关牢笼’之险，回到家也只是看看、坐坐，聊慰思亲之情。‘你安心在医院好好养病吧！’在养母的劝慰下，蔡玉治总又自动回到乐生院。

刚进乐生那几年，养母在年节时都会前来探望；然而渐渐地，家人似乎将她遗忘在乐生。而蔡玉治也接受了以乐生院为家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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